文／何來美
曾任聯合報記者、聯合晚報地方中心主任、國立聯合大學兼任講師，著有《台灣客家政治風雲錄》等十餘本書，曾獲客家新聞獎、兩岸新聞獎，現從事文史寫作。
最近到主祀「三恩主」的苗栗縣頭屋鄉曲洞宮參拜，被一塊日治大正14年（1925）鐫刻的捐款石碑吸引，發現有我的祖父何壽生，而女信徒都取「妹」名，但二戰後「妹」名卻日減，有人認為太俗，還爭相改名。
曲洞宮石碑上的「X妹」，早成「恩兜个（我們的）祖婆」，上了神桌。還取妹名的長輩，也只能在表揚模範母親場合出現，讓人備感親切，妹名不僅不俗，反更顯賢淑、慈祥。
日人1895年據台，次年（1896）設立苗栗國語傳習所（現建功國小），但隔座將軍山、後龍溪的西湖、頭屋卻遲至1915、1916年才設立公學校。四湖（西湖以前稱四湖）公學校1921年首屆畢業生58人，女生只有劉丙妹、陳長妹，第二屆（1922）畢業50人，女生更僅只有徐琳妹。頭屋公學校首屆（1922）畢業生48名，女生也僅謝完妹、涂文妹，同樣重男輕女；第二屆（1923）47人畢業，女生增至7位。
兩所公學校前兩屆畢業生男女不成比例，且都取「妹」名，讓我想到客家打油詩﹕「高山頂上起學堂，兩邊開窗透風涼；阿哥讀書望做官，阿妹讀書望連郎。」以及1960年代風靡台灣的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窮書生梁山伯在學堂愛上女扮男裝的富家女祝英台。
百年前，客家女性能受教育的不多，是萬綠叢中一、兩點紅﹔而凌波、樂蒂主演的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不僅「遠山含笑」、「訪英台」…等歌聲悅耳動聽，劇情更是淒美感人，不少媽婆一看再看，淚灑戲院。
已故文學家吳濁流因論文得罪殖民當局，1922年被貶到西湖任教15年，他在《台灣連翹》回憶當時全台國民教育就學率約50％，但西湖偏鄉僅達30％，又因重男輕女，女性就學率更僅12％。
我對四湖公學校作了「妹」名調查，發現第一屆（1921）至第10屆（1930）共44位女畢業生中，41名有「妹」名，因西湖仍有閩南聚落，沒取「妹」名，否則比率應更高。
日治末期推動皇民化運動，鼓勵台灣人改姓，有人將妹改為子，如陳貞子、謝梅子、江淑媛子﹕亦有男生改為日本名，如松野安志（郭豐潤）、清水英吉（張永炎），松野俊雄（郭俊斐）。
光復後受多元族群文化衝擊，客家女性取妹名逐年遞減，1971、1972年西湖國小女畢業生，分有87、84名，「妹」名各只剩6位。1977至1980年女畢業生分有77、77、53、33位，每屆各僅剩1人取「妹」名；到1980年代畢業女生已很難找到「妹」名。
那時在西湖鄉農會服務的傅秀妹、吳菊妹、黃春妹、何桂妹，除黃春妹外，都接受命理師建議，分改名傅鐘瑩、吳於璇、何易蓁，改名後職務都調升，傅鐘瑩後還當選西湖鄉民代表會副主席。
已故「硬頸」攝影大師邱德雲，在1960年代捕捉不少客家婦女勇健、堅毅、開容笑面的容顏，有些鑲嵌在苗栗市區公園內，多數收錄中在《風吹日炙》、《加里山下的客家庄》攝影專輯中，都充滿客家「妹」韻味。
現客家女性受教育、職場表現早已不輸男性，而隨著世代更迭，妹名的日漸凋零，曲洞宮石碑上的「X妹」上了神主牌，都成為孺人，未來恐只能從石碑中去憶「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