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維安(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榮譽教授)

在東南亞和在台灣進行客家研究,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的地方。特別是在語言、文化、衛生條件、飲食、簽證、 研究時間的長短、 與研究者之間的關係和研究的角度甚至關心的議題都可有所不同。從方法的角度,以下從研究對象的界定、分析單位、實作方法與年鑑學派觀點來說明。

研究對象的確定

1. 誰是客家?

誰是客家?在日常生活中,客家人的判定通常依據語言、父系血統或故鄉。如某人來自客家原鄉,參加客家會館並住在客家社區,則視為客家人。是否使用客家話常用來確認是否為客家?然而,這種分類方法存在一定風險, 用原相或居住地來分類也是一樣。 雖然如此,通常我們還是會參考語言、血源、原鄉或居住地來 尋找客家。

2. 東南亞客家

胡文虎在南洋倡議建立客屬公會,促進了後來客家意識的發展。然而,許多移居海外的客家人只有地緣性的結社,未有族群認同。有些客家華人仍在從原鄉地名認同過渡到具有族群認同的途中。 這意味著我們研究的客家華人中,有些人還沒有客家意識,按照客家祭典法的精神,能不能算是客家還是個問題?此處所謂東南亞客家華人,包括從中國大陸客家原鄉移出者及其後代,包括通婚的後代,無論是否了解自己的客家身分。

觀點與方法

1. 東南亞作為一個研究單位

過往,華人移民到南洋,稱為過番,或下南洋。南洋是華人社會中根深蒂固的名詞,東南亞則具有更全球化的視野,反映了跨國、跨洲的人群互動及經濟史。東南亞作為一個研究單位,其概念從「南洋」到「東南亞」的轉變反映了世界體系的擴張及歷史演變。這一轉變的歷史背景可以追溯到美國牧師霍華德·馬爾科姆在1839年的旅行記錄,並在二戰時期盟軍成立東南亞司令部後普及。使用東南亞的概念已經是把客家移民置於世界體系擴張及歷史演變的脈絡中來思考。

2. 多地點及多次數的田野訪查

長期蹲點進行人類學式的研究是最棒的方法, 許多出色的研究論文都是這種研究方法的產物。不過,在東南亞進行地毯式的一般性調查與電話抽樣訪問並不可行, 首先是調查本身具有敏感性,客家華人研究缺乏母體資料,無法進行統計需要的抽樣。

經驗上來看,質性、立意的社區考察或個案研究可能是理解客家聚落或相關文化行為的主要途徑,多地點或多次數的田野訪查則成為可行方法,即在不同地點或不同時間針對同一地點進行探索,從而發展出深入的提問與探究。也就是說,研究者無法長期駐點時,可透過多次短期訪查,參加各類活動,進行口述訪談、文獻蒐集、歷史現場考察和文物調查等綜合性資料的收集,逐步建構出關於研究對象的認識。研究者在同一地點進行長期、多次的田野考察,從獲得部分性、時代性的認識開始,反覆解讀並與專業同行對話,通過部分的知識詮釋更整體的面貌,建構出更完整的客家知識。

3. 歷史時段、社會結構

在研究東南亞客家華人時,田野訪談和個別調查雖然有助於理解他們的日常生活。然而,若探討長期且結構性的議題,法國年鑑學派的時間觀可提供一種思考的框架。F. Braudel將歷史時間分為個人時間、社會時間和地理時間。
個人時間,即事件史,是由短暫、波動的重大事件構成的歷史,如羅芳伯的蘭芳公司事件、劉善邦夜襲白人統治者事件等。這些事件雖然激情熱烈,但如浪花般短暫,未能真正改變歷史進程。

社會時間涉及社會史,如深層水流,需要長時間觀察才能察覺。它是事件史的底層結構,關注文明的緩慢發展。這種時間觀重視長時間段的分析,如10年、20年、50年的時段,以理解社會結構的影響。例如,拉律戰爭和浮羅山背客家文化的發展等議題,都應在這樣的時段中考量。

地理時間是最長的時間段,涉及人與環境的歷史,變化十分緩慢,但影響深遠。它如同深層的地理結構,決定了深層水流和海潮的潛流,觀察的時間跨度可能跨越數個世紀。這種觀點下,個體的能動性被結構性的、無意識的歷史所掩蓋,個人的意志似乎不再起作用。

綜合而言,東南亞客家華人的研究,需結合事件史、社會史和地理史的視角,以多層次的時間觀探討其發展過程,從而更全面地理解其歷史和社會結構。

4. 歷史時段與議題觀點

時間的考量不僅是排序,更是研究的視角。社會學與歷史學在這一議題上是合作夥伴。問題意識決定考察時間的長短,同時時間觀也影響問題意識,兩者相互決定。若要掌握社會結構的整體性及社會變遷的持續性,社會、經濟與政治領域無法分割,學科上也無法區別社會學、歷史學或人類學。

不同時段的理解無所謂好壞,關鍵在於是否有助於理解客家議題。特定事件在短期內可能顯示其重要性,但可能只是美麗的泡沫。例如,在馬來西亞文丁客家村面臨拆除時,一群客家人積極建立文物館,顯示他們有強烈的文化保存意識。但若沒有長期追蹤,這一結論有其局限性。若將此事件置於長期結構中,觀察與資料蒐集方法會不同。
短期單次資料蒐集可觀察某事件;長期多次拜訪可觀察客家文化的持續性;累積多次研究及跨學科合作資料,可作長期結構性研究。東南亞客家華人研究需要宏觀與長時段的觀點,這牽涉到學術領域間的合作,也是客家研究的特質。從長時段與大結構角度理解客家華人的社會行動,儘管各國政策不同,但從世界體系的政治經濟結構來看,東南亞客家華人有共同特質和命運。

砂拉越劉善邦個案

以砂拉越劉善邦個案為例,不同時段、觀點和資料所得的結論各異,說明東南亞客家華人研究的複雜性。相異結論反映了知識的社會條件,因此對東南亞客家華人研究進行知識社會學分析也有其必要性。

1. 尋找劉善邦?

關於劉善邦的議題,學者們質疑歷史上是否存在這個人。研究者檢查包括報紙、傳教士記載、官方紀錄等資料,但目前查無劉善邦的記錄。訪談資料如古晉的李海豐指出,華工攻佔古晉的事件中未提及劉善邦其名。布洛克的日記及書信中也無劉善邦的記載,西方學者Walker亦證實外國文獻中找不到此人。

2. 製作劉善邦

媒體報導與民間傳說互為參照,常被「研究」引用作為證據。例如,客家電視台報導了劉善邦建立的「客家共和國」傳說。傳說中,劉善邦在石隆門建立自治體,與白人拉者政權對抗,形成「帽山客家共和國」的故事。當地居民及耆老提供的口述歷史成為重要資料來源,許多傳說被媒體與學術研究引用。

3. 誰需要劉善邦

民間行動者、學者及政治團體將劉善邦的歷史加以活化與創生,建立紀念碑、廟宇及紀念活動。劉善邦的故事被用來呼籲華人團結,重視華族權益,成為地方社區的重要文化遺產。地方人士利用劉善邦的傳說來累積個人政治資本,推動建立劉善邦博物院,表揚其作為民族英雄的事蹟。

從尋找劉善邦到誰需要劉善邦的問題意識,反映了時代性,與在地華人從政者及華人生活的正當性相關。東南客家華人研究是一個重要而複雜的議題,歷史問題會轉變為當代政治經濟學問題,甚至是族群問題。這需要兼具經驗性證據的探索,以及意義詮釋的理解。雖然詮釋不能脫離證據,但會隨著問題意識或理論典範而轉變。

延伸閱讀:

張維安,2021,〈東南亞客家華人研究方法與實作:馬來西亞社會學田野訪查經驗〉,頁40-61。收錄於張維安、潘美玲、許維德編,《客家與族群研究的技藝》,新竹: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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