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教授安烈炫／誰的記憶？誰的神？義民與台灣客家族群

文／張維安（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榮譽教授）

義民與不義之民：政治的詮釋

在中國歷史上，「義民」這個概念通常是指那些在國家動盪時，協助朝廷維持社會秩序或抵禦外來侵略的民間軍力。義民的身份界定往往與當朝政權的正當性密切相關，這在清朝尤其明顯。清朝政府將義民定義為在地方動亂中支持官軍的百姓，並通過表彰這些義民來強化社會控制。義民被視為地方社會中支持朝廷的力量，並成為維護社會正義的象徵。官修方誌中專門設立了「義民」篇章，來紀念這些人。

義民的社會意義在於他們代表了地方維護社會秩序的力量，並被官方賦予了高度的道德價值。然而，義民的身份並不侷限於某一特定族群。在台灣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客家與義民的關係尤其密切。粵籍移民，如「六堆」地區的居民，首次以義民身份參與平定朱一貴之亂，幫助清朝平息叛亂，成為忠誠於朝廷的象徵。隨後，在多次動亂中，客家義民屢次以支持朝廷的身份出現，贏得了「急公好義」的名聲，並受到官府的多次褒獎。

然而，義民的忠誠並非無可爭議。客家義民協助清朝鎮壓反清勢力的行為，在後來的歷史詮釋中產生了分歧。特別是從反清復明的立場來看，這些協助清廷的義民可能被視為不義之民。例如，蔡采秀指出，清朝本質上是一個外來殖民政權，協助鎮壓反抗的行為不應被視為「義」。可見，義民的身份評判與政權的正當性直接相關。

在清朝與明朝、反清與擁清的雙重認同競爭中，客家義民的行為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這些忠於清朝的客家義民從不同的政治視角出發，可以被詮釋為「義民」或「不義之民」。正如陳運棟所指出的，當時的歷史評價與政權認同緊密相連，連橫的《台灣通史》將民變視為民族革命，而協助清廷的義民則被視為「漢奸」。這種強調反清復明的史觀，挑戰了客家義民的忠義形象。

義民信仰的記憶與現代的政治環境也密切相關。在日據時代，義民廟得以保留，部分原因在於日本政權將其視為象徵忠誠於統治者的象徵，並用來強化其統治的正當性。這顯示了集體記憶的建構往往不是歷史事實的自然結果，而是受到政治力量的影響與操控。

記憶褒忠，遺忘嘉義：族羣的界限

義民的存在從一開始就和政權有密切關聯，但並不限於客家族群。根據陳春聲的研究，在林爽文事件的過程中，潮州和泉州的義民也在協助官軍平亂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乾隆皇帝為表彰這些義民，特別下詔表揚，並賜予漳州籍村莊及番社匾額，涵蓋的範圍甚至包括熟番與生番。這顯示出，清朝平亂時獲得「義民」稱號的並非局限於客家人，而是包括了多個族群。

從歷史進程來看，清代雖有閩南的「諸羅」改名為「嘉義」，客家庄則被賜名「褒忠」。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義民這一概念逐漸與客家族群密切連結起來，閩南的「嘉義」逐漸被淡化，原住民的義民形象也幾乎消失不見。雖然歷史上義民並不限於某一族群，但現代社會逐漸將義民信仰視為客家特定的標誌，將義民與客家族群的關係幾乎劃上了等號，遺忘了其他族群與義民的聯繫。

客家獨佔義民的現象雖然是後來的建構，但義民與客家族群的緊密關係，在清朝時期已有跡可循。康熙至乾隆年間，藍鼎元影響了乾隆初期方志中對客民的評價。這些方志逐漸將客民等同於義民，強化了客家人與義民的連結。

「義民」如何在不同族群中被使用，涉及到社會記憶的選擇性詮釋。同一個歷史事件可能以不同甚至衝突的方式，存在於不同群體的記憶中。這種記憶的衝突會自然而然地形成族群界限，儘管同樣的記憶素材會被不同的人群以各自的方式詮釋。對客家族群來說，義民的記憶成為其身份認同的基礎，而這種記憶的儲存和其他族群記憶的壓抑或遺忘是相互關聯的。

義民與族群的關係十分敏感。連橫曾批評義民的行為不義，而施琅頒布的「渡台禁令」更進一步加強了族群間的分歧。由於歷史上閩客兩族群關係緊張，義民的信仰成為客家人對抗閩南人意識的重要文化象徵。反之，閩南人則淡化甚至遺忘了自己的義民記憶，避免與客家人產生相同的聯繫。這種選擇性的記憶與遺忘，反映了族群之間的權力結構不平衡。

隨著現代選舉等社會實作的推進，義民信仰更加深了客家族群的認同，尤其在每次選舉中，候選人到義民廟拜訪、祭拜的行為，進一步強化了義民與客家的聯結。義民廟逐漸成為客家族群的聖地，義民信仰也成為了客家族群特有的文化象徵。這種實際的政治行為和文化聯想，使得義民成為客家族群認同的核心部分，也讓其他族群逐漸淡化了他們與義民的關係。

遺忘褒忠，記憶黑色令旗：當代客家

新竹枋寮義民廟歷經了兩百年的歷史，無論在信仰精神還是文化象徵方面，義民精神對台灣客家族群的影響無庸置疑。特別是1988年，台北市首次公開舉行義民爺祭拜活動，同年12月新竹枋寮義民廟舉辦了建廟兩百週年慶典法會，並且舉行了全台客家義民爺的分廟合祭。同時，「客家風雲雜誌」也發起了「還我母語」萬人示威遊行，這些活動之間有著緊密的關聯，超越了時間上的巧合，體現出義民精神與當代客家文化運動之間的緊密互動。

在這些活動中，義民爺出巡的遶儀式不僅是祭拜活動的一部分，更象徵著全台客家族群的團結和聯合，並強化了義民信仰作為文化凝聚力的重要象徵。來自全台各地，甚至海外的客家人參加了這次盛大的義民爺遶境活動，彰顯了義民精神對客家族群在台灣社會中身份認同的影響力。

這一系列活動反映了義民信仰與「還我母語」運動的聯繫，尤其是在「義民爺看不懂電視」這一訴求中，義民信仰被賦予了新的時代意義。義民爺象徵了客家人對文化與語言消失的憂慮，並強調了保護族群語言與文化的重要性。這些文化運動不僅喚起了客家人對義民精神的認同，也進一步強化了族群的內部凝聚力。

義民信仰在現代台灣社會的詮釋中，逐漸從過去的忠誠、褒忠象徵轉向自力救濟和族群保護的象徵。范振乾特別強調，義民爺的黑色令旗，代表著客家先民在社會動亂中為保護家園而奮鬥的精神，應該取代傳統的「褒忠」符號，因為這更符合現代客家人對義民精神的重新詮釋。

此外，義民精神與客家文化社會運動的結合不僅是單純的信仰活動，更是對客家語言文化保存的呼應。義民爺象徵著客家先民保護家園的勇氣，這種精神延伸到現代台灣社會，成為客家族群爭取文化生存和語言復興的動力。透過將義民信仰與當代客家運動結合，客家人試圖在快速變遷的社會中保護自己的文化傳統。

總的來說，義民信仰在當代台灣客家文化社會運動中的作用，無論是在語言文化復興還是族群身份認同方面，都體現了深刻的聯繫。義民爺的黑色令旗成為了客家人奮起自力救濟、捍衛語言文化權利的象徵，這不僅是歷史的再現，更是現實中族群生存的一種文化表達。

當代世界文化的發展中，民族認同扮演著重要角色。這些認同是通過各種記憶實踐來建構和維持的，例如節日、服飾、遺產、語言和紀念碑等。隨著多元文化的興起，族群認同的意義也在逐步增強。無論是民族還是族群認同，記憶的保存與詮釋是其核心，通過這些實踐，認同被塑造並在社群內部得以強化。

義民信仰在台灣客家社會的發展和台灣社會「土著化」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記憶」的功能，不僅展現歷史的連續性，還包括與過去的分離。一方面強調歷史的延續性，另一方面則透過不同的記憶內容和詮釋來形塑認同與社會凝聚力。

義民記憶通過神話和故事傳遞了客家族群的精神，展示了其記憶在不同政權和族群之間的連續性與斷裂性。例如，客家人對褒忠義民的崇敬與現代客家族群希望以黑色令旗取代褒忠的主張，反映了記憶的選擇與詮釋之間的衝突。義民作為客家記憶的一部分，展現了台灣客家族群「土著化」的過程，並與當代客家文化社會運動有一定的親和力。客家委員會成立後，推動了許多客家活動，進一步強化了這種集體記憶和認同的建構。

文化記憶不僅是記憶本身，還涉及權力、階級和族群等重要議題。對歷史記憶的重新研究意味著一場文化競爭，因為歷史背後涉及記憶的競爭與權力分配。義民的記憶、信仰以及其背後的神，究竟是從誰的角度出發，成為文化和歷史詮釋的核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