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講客廣播電臺》自今(2024)元旦起節目大改版,推出全新節目企劃,首次聚集到國內3位重量級客家學者張維安、羅烈師與林本炫,共同主持客家知識含金量超高的廣播節目《客座教授!安烈炫》,將嚴肅的族群文化與客家議題,透過輕鬆對談的方式,傳遞給大家,把學術研究和民眾的距離,拉得更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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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羅烈師(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副教授)

典範移轉

蕭新煌在所編纂之《客家研究與客家學》一書之導論,提及臺灣客家研究的四個範典轉移,亦即在地化典範、社會科學典範、族群政治典範、全球比較典範;其中「在地化典範」即指「客家在臺灣」的源流典範到「臺灣的客家」在地典範。實際上這種對源流典範的反思,不僅發生在臺灣;在中國,也相同地對這種「北方漢人中心主義」多所討論;同時,追究到底,這種典範轉移涉及到不同的族群理論假設。

什麼是客家?

從十九世紀初期的徐旭曾,到二十世紀前期的羅香林,完成了「客家北源說」,亦即客家從源遠流長,來自中原。對於這一學說的討論,如果只是聚焦於論證到底客家是不是來自中原,無論結果如何,仍是在同一典範中打轉;因為在這個典範中,客家被想像為實體人群。但是客家真的是實體人群嗎?

一九九八年施添福開宗明義就問道:「什麼是客家?」這一問題牽涉到基本的研究範疇問題,如果不優先解決,各研究者便會依自己所想像的客家展開研究,於是不但解決不了舊問題,還會產生新問題(施添福 1998: 12)。實際上,施添福提問前兩年,郭思嘉(Nicole Constable)也在“Guest People: Hakka Identity in China and Abroad.”,的導論中提問:「什麼是客家?(What does it mean to be Hakka?)」Constable與施添福的學術個性不同,二者面對客家定義的問題採用的也是不同的進路,此後施添福花了超過十年的工夫,藉由釐清史料,界定移民屬性;同時爬梳「客家」這一「觀念/名稱」在廣東傳播的過程;Constable則採主觀進路,思考全世界的客家如何在飲食、衣著、儀式等多樣面貌裡,產生客家認同,從而形成客家(Constable 1996)。

國家社會與族群的形成

施添福與郭思嘉的提問,涉及了族群所涉及的國家社會環境,以及族群的認同意識,可以舉客家運動者楊長鎮與社會學者王甫昌的論點說明。楊長鎮(1991, 1993, 1997)認為台灣客家無論是羅香林式客家論述或新客家人論述都顯示客家作為少數族群,再三面臨著被優勢或多數族群所決定的處境。在族群論述變遷過程中,少數族群往往被迫在主流族群主導的國/族邊界改變行動中,同時界定自我族群在新國/族中的位置,及其與主流族群的相對位置。王甫昌(2003)認為族群的特性包含:以「共同來源」區分我群與他群的一種群體認同;族群是相對性的群體認同;弱勢者認知與他群之間存在差異,而且感知我群受到不平等待遇,必須集體行動才能爭取我群權益;而族群的位階與規模介於國家(民族)與家族之間;族群是一種人群分類的想像,為的是與其他族群平等相處。

這種族群認同是現代的產物,其具體族群分類會隨時間而有差異,其族群意識係社會運動所創造的,而且受到國家與公民概念所啟發,至於族群認同的功能則是提供了個人社會歸屬感以及對抗族群歧視的憑藉。

從本質論到建構論

關於族群形成的觀點上,大致上可以粗略地分為兩種主要的不同取向,一是本質論,也可以稱為客觀特質論;另一是建構論,也可以稱為主觀認同論。前者認為「族性」(ethnicity)是構成族群的根本理由,強調語言、風俗、與共同的歷史起源等先於個人而存在文化特質的重要性,所以又可以稱之為原初論;後者強調認同意識無法從族性中歸納出來,唯有從形塑族群的歷史社會過程裡,分析其中的社會條件基礎,以及國家、政黨、或特定的社會群體等行動者,在這一族群建構的過程中,所扮演的決定性角色。

從源流到形成

一般人熟悉的客家源流說法在族群理論上屬於本質論,當代的研究者則多從從建構論入手,改為討論客家及意識形成的背景與歷程,也因此開啟了客家研究的新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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