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科雖然看起來很冷門，其實也可以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傳統醫師一次看一個病人，就只能救治一個病人；而感染科醫師一方面是臨床醫師，另一方面也可參與公共衛生相關的工作。感染科醫師不僅處理單一病患，更是讓一群人避免他們彼此相互傳染，一旦有什麼疫病出現後，能減少更大的傳播，亦是以臨床醫師身分參與公共衛生的工作，可以對更多民眾的健康有所貢獻。」—張上淳—
致力專研臺灣抗疫醫學
張上淳現為行政院首席防疫顧問、國立臺灣大學副校長，也曾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期間，擔任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他歷經SARS、H1N1，以及COVID-19等抗疫工作。更積極培養專業人才為抗疫備戰，還在2020年拿下師鐸獎，是臺灣不可或缺的防疫醫學與抗疫人才。
1956年出生的張上淳，從小在新竹縣湖口鄉長大，從讀小學開始就長期在臺北生活，經歷過禁說方言的時代，壓抑了許多說客語的機會。所幸，他現在面對客籍長輩，仍能夠用客語來問診。他的父親與母親分別是講海陸腔的湖口客家人，以及四縣腔的頭份客家人。「我家的客家話，學起來就較複雜！」他笑著分享。
從內科分流到感染科 專研抗生素抗藥性
在求學的路上，張上淳的成績一直都很不錯，就算考上建國中學後成績依舊名列前茅，其中對生物這門科目很有興趣，再加上想和父親一樣藉由醫療來幫助病人的理念，以及實現祖父希望孫子輩也有人出來當醫師的願景。1974年，他如願進入臺灣大學醫學系就讀，1981年畢業、完成2年的兵役後，1983年進到臺大醫院內科擔任住院醫師。結束三年內科專科醫師的訓練後選擇次專科的訓練，由於當時臺大醫院規模不大，胸腔科與感染科兩個次專科病房是合併在一起的，讓他有機會同時接受這兩科的訓練。
張上淳在擔任實習醫師期間，還得同時照顧因慢性肺病而在臺大醫院接受治療的父親。他那時心想：「為了能照顧父親，內科是個很好的選擇；進入胸腔科更能減輕父親病痛的折磨。」
當時間來到他完成5年住院醫師的訓練時（1988年），他必須做出選擇，決定擔任哪一科的主治醫師。面臨抉擇之際，他請益於啟蒙他的兩位恩師，分別是感染科權威謝維銓教授，以及胸腔科權威陸坤泰教授。陸坤泰說到：「已經很多年沒人走感染科了」，張上淳因此毅然選擇鮮少人走的感染科。
當時間來到他完成5年住院醫師的訓練時（1988年），他必須做出選擇，決定擔任哪一科的主治醫師。面臨抉擇之際，他請益於啟蒙他的兩位恩師，分別是感染科權威謝維銓教授，以及胸腔科權威陸坤泰教授。陸坤泰說到：「已經很多年沒人走感染科了」，張上淳因此毅然選擇鮮少人走的感染科。
同年，張上淳受謝維銓教授的指導，在臺灣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鑽研抗生素抗藥性的研究。當時在為數不多的感染科醫師中，更少有專家關注於抗藥性所造成的人體感染。張上淳在博士班研究中發現：「住院病人發生抗藥性感染的比例越來越高，導致臨床治療上的困難，甚至有些病患因抗藥性細菌感染造成敗血症而死亡，這問題也遠比其他國家來得嚴重。」
上述的研究發現，正逢衛生署逐漸重視院內感染與抗生素抗藥性問題的年代，加上日後的努力，漸漸的改變了臺灣抗生素的使用觀念。當時，他更呼籲：「藥局、藥房不應在沒有醫師處方的情形下販賣抗生素」。同時，也推動以健保規範去管制抗生素的不當使用，減少了抗生素的過度使用。
用客語問診 更將精實態度投入公衛
「你有肚子痛毋？昨晡日睡好毋？藥有食慣習毋？屙尿屙屎好毋？要照時間食藥喔」「你係客人喔？你會講客話？」張上淳遇到客籍病患，會用客語問診，讓長期生活在臺北的長輩們倍感親切，因此那些病患下回就指定看張上淳的診。客語，不僅拉近了醫病關係，同時也在都會生活中搭起昔日客庄生活的溫馨，且客家家庭的教養文化，更貫徹在他行醫的精準態度上。
張上淳表示，客家文化讓他不論在學習醫學或行事風格上，都能很精實地將每件事做到位。例如在臺灣出現首例COVID-19的確診者，並由機場直接入住桃園醫院隔離，隔天他就親自前往詢問病人的發病情形，得知她是一位在武漢擔任幼稚園的臺籍老師，未曾到過病毒發源地的「武漢華南海鮮市場」，也未曾接觸過其他動物或病人，未曾到過當地醫院，僅有一、二位同事似乎有輕微咳嗽，讓他警覺就算極輕微的症狀，甚至無症狀，都可能讓COVID-19病毒傳播。他強調，擔任專家小組召集人，得更搶先掌握鉅細靡遺的資訊，也正是因為他親自與首例境外移入的確診個案有更到位的溝通與確認，才能為臺灣超前部署，做出至關重要且精確的判斷。
2021年5月，當臺灣疫情首次出現大量社區感染個案時，他每天晚上與北部各縣市衛生局長通電話，以了解各縣市第一手疫情資訊，並給予防疫建議。某一天於電話中得知苗栗縣某電子工廠有幾位外籍移工確診或出現疑似症狀，張上淳立刻警覺到，移工可能在不同工廠作業，且住宿幾乎都是集體居住，因此請指揮中心緊急啟動相關配套，派人前往協助，避免疫情擴散。張上淳對每一件事追求完美與認真的態度，在滴水不漏的防疫政策上，更體現著客家人對於細節的講究與追求。
盼望更多醫學人才投入公衛體系 厚植臺灣醫療外交
2009至2012年間，張上淳每年皆參加一年一次的世界衛生大會（WorldHealthAssembly，簡稱WHA）。他表示，大家都知道世界衛生組織（WorldHealthOrganization，簡稱WHO）深受中共控制，所以那些年臺灣僅能用「中華臺北」觀察員的身分參與WHA；而在COVID-19出現之前，臺灣就已又受到排擠未能參與WHA，也因此沒有機會去向世界分享醫學與公衛體系的先進見解。於2020年1月COVID-19剛開始被認知時，WHO認為「病毒沒有人傳人」的證據，但臺灣很早就實行登機檢疫及相關防疫作為。全球的防疫措施落後臺灣1個月，若更早採取適當的防疫措施，或許能減少許多確診及死亡。
有了2003年SARS的防疫經驗，張上淳理解到疫情資訊透明化是安定社會的關鍵，所以他在COVID-19防疫期間，也都參與指揮中心每天的記者會，在媒體鏡頭前協助說明疫情資訊，協助指揮中心宣導此新興疾病及防疫相關的知識，讓民眾對此疾病有多一些認識，了解如何自我保護，保護家人，更能意識到「每個人自身即全民防疫的一環。」
張上淳期盼，有更多的醫師投入公衛行政工作。然而考量到薪資問題，願意放棄醫師臨床工作的人並不多。他強調，醫師診治病人固然重要，但倘若有一些醫師願意從事公共衛生行政工作，對臺灣整體的衛生行政會有極大的幫忙。就如同防疫醫師在這次疫情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只在中央，也在疾管署各區的管制中心協助各縣市進行疫情的調查、處理，並給予建議，完成非常重要的工作。
感染科的重要性不只體現在醫師與病患的一對一診治，更在臨床醫師與公共衛生之間，發揮了對話與協調的中介功能。面對未知疾病造成的集體恐慌，張上淳更發揮客家人的精實與堅毅，在關鍵時刻大幅降低了感染擴大的風險；亦在他果斷地判斷下，維護了臺灣民眾的健康。
全文轉載自《2023客家貢獻獎得獎人輯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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