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聞中心/綜合報導】被譽為冷戰終結者的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病逝，戈巴契夫在1994年3月20日，就曾到台灣展開六天的訪台行程，除了會見當時的總統李登輝外，也赴立法院發表演說，他在28年前的演講中明確指出，應該承認世界的多元性，「霸權主義，完全不符合走向新文明的道路！」
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演講全文
敬愛的院長先生、敬愛的立法委員們：
衷心的感謝各位今天給我機會在這裡演講。我個人、我內人和我的團員在台灣的訪問行程快結束了，感謝所有辦理安排這次訪問的同仁們，同時感謝台北民眾對我們友好熱情的接待。
這次訪華所安排的行程的確很有意義，有助於我們和許多政治家、工商業人士、學者、大學生、台北人士建立了相當廣泛的聯絡；透過媒體，有機會和所有的台灣人民見面；我們的對話，曾經就當代世局比較重要的根本問題交換意見，對我來說，這種交談使我感到十分愉快。每一次的會見，都在善意、感人、熱情的氣氛中進行，同時交談的內容也非常豐富，我很滿意地指出，在我演講中所發表的思想和看法，都獲得了了解與歡迎。
我的演講，主要是有關冷戰後，新政治思維和當代國際關係重建的問題，亞太地區問題，中國角色地位在此區域提高，這些討論，引起了熱烈反應。對俄國國協的改變，俄國、中國大陸經濟政治改革對台灣本地的問題，對俄國與台灣之間關係的發展，聽眾表示了非常大的興趣。在交談中，有人對改革與「新思維」對世界發展的影響加以高度評價，並指出我個人在此問題中的角色，我只可以說，在當時我作為蘇聯領導，我只意圖指出一些迫切需要的，並找出一些符合社會利益的一些方法。
以下，我準備和各位探討一些問題，這些問題都是多元性的重要問題，每個問題都是根本問題的一部分，最根本的問題就是「現代文明的根本危機」，這危機是要結束一些文明和開拓另一新文明的轉折點。
過去文明危機一再被提起，但是今天文明危機有新的質量上的特色，我們不能不提到，危機對人類存在有實際的威脅。克服這全球性危機極重要的步驟，是消除核子武力，落實減少武裝的具體措施。這特別重要的步驟，幫助我們看出科技發展的危機。科技文明使人與自然的關係產生了危險的衝突，如果我們不馬上消除這個衝突，將會把地球上任何生命基礎給破壞。
同時，我們又可以觀察到社會與政治方面的危機，人與社會、人與政權間的深刻矛盾，越來越尖銳，政治體系顯得退化，傳統黨的影響也減弱，人與人的關係緊張程度也增加了。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國際關係的危機，他們與地球存在的要求有了矛盾。
當代特別嚴重的特點，就是「個性的退化」，退化的程度已達到悲劇性的地步，根本的精神價值漸漸失去了，沒有根本的精神價值，不可能有正常生活。最後，我們也可以發現意識形態的危機，佔主導地位的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思維，都沒有辦法找出合理的道路，能夠走出捷徑。總之，目前已出現全球性、全面性的危機。
「發展」的範圍必須要確定，因為發展的概念在廿世紀已經變成了問號，這個概念需要採取一些新的定義。問題是，我們應該承認世界的多元性，進展的多重性，未來的非決定性，這就是過去所有意識形態的學說和新看法間根本的不同點。舊學說讓人的智能去構建世界，這是完成不了的任務。未來的態度具有原則性的意義：「過去的規律性不必變遷到將來。」這種變遷不但在理論上講不通，同時也極為危險。未來的評估，已成為現在品評的標準，預先決定的意義極為重要。
客觀來講，廿世紀人類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標，困難的是，如何將這些利益和目標引入世界政策和民族政策，讓社會能民主化，讓地球能夠變成一個整體社會。達成人與自然，國家與國家間，人與人、人民與人民、社會與社會、民族與民族間的民主關係與和諧關係。問題是，如何將這些因素引入國際政策和世界性政策裡面。
原則上，我們認為世界共同體轉向新文明的共同理論是有可能存在的。這些理論，可以用在不同條件下，例如：一、這不過有一個理想社會的模型；二、如果這個理論能擺脫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帶入；三、如果它能承認世界的多元性和內部深刻的多元關係。
我們也很清楚的了解，這個理想的實現，必須先要求不同國家的共同行動和世界共同體的組織力量。在經濟方面發揮和轉變市場關係極重要，今天不論大小國家都捲入了市場關係，依靠自主的市場秩序在解決全球問題時，也存在著自己的問題，是否比較落伍的國家，必須走過現在市場主流國家所走過的那些階段？是否「南與北」的矛盾，能夠在短促的時間內解決？我很清楚，不管巿場本身具有那些技術設備，都不能單獨地解決廿一世紀的許多問題，除了要具有民主的機關與方法外，它還要具有平衡的道德標準。
在國際政策上，我們絕對不能接受指令式的態度，不管這個指令式的態度是從經濟或是軍事上出發。霸權主義，完全不符合走向新文明的道路，當然在這裡最優先的問題是人權和人民自由，有很多問題都和少數民族權利的保障有關，民族和國家權利準則，應和國際間權利準則相配合，這樣才可以維護民族和整個人類的生存。民族主義必須以成立新聯邦的方法解決，不可能走危險的純民族國家道路。
所有的問題最終都和人有關，廿世紀的這個與道德都變成薄弱的一層薄皮，是否可能用各種宗敎、哲學、人的經驗和習慣，組成一個綜合性的道德規則，造成一種世界性的道德，一個新時代的因素。
我認為，將來的進展和進步絕對不應該是革命性的，應當是演變性的向自由、民主邁進的社會。挽救人類的方法是逐漸而有規則性地走入新的文明。控制世界的發展必須透過新的價值體系，我們不能將這價值體系硬壓在人身上，但是我們應該幫助民眾了解並體會到，眾人的幸福就是個人的利益，需要民主、自治和文化來做到。
以上是我想和各位商討的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有一些概括性，不很具體，可是我認為，如果我們不把這些原則性問題弄清以前，我們絕對沒有方法去研究和分析個別的小問題。我所說的話不是絕對真理，我完全沒有這個想法，但我也不認為這是個烏托邦，這是實際上可以辦到的，我們解除了冷戰，證明共同行動的極大潛力，所以我持著樂觀態度展望未來，我不支持任何荒誕的不樂觀態度，謝謝各位。
